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刚刚在上海闭幕，这场由全球159个国家参与的经贸盛会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更加开放、包容、便利的市场环境。
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要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立足新阶段，如何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迈上新台阶？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应从何着力？如何统筹金融开放与安全？针对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我国金融开放取得了哪些积极进展？
管涛：我国的对外开放是渐进式的。遵循“先贸易开放后金融开放、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先鼓励流入后放宽流出、先长期资本后短期资本、先直接投资后间接投资、先机构投资后个人投资”的开放次序。这使得我国在对外开放中趋利避害，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外部冲击的风险，较为充分地享受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好处。
现阶段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金融服务业开放进入金融交易开放的“深水区”。我国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已基本清零，并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目前，我们主要致力于开放金融交易，包括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开放。我们采取渐进式、管道式的开放策略，实现各种互联互通安排，如股票通、债券通、互换通、两地基金互认和ETF等，都是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推动金融交易的对外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当前我国金融交易开放仍然属于管道式开放，但我们逐渐淡化了额度管理。尽管我们还没有像国际上那样实现货币自由兑换，但主要的金融子市场都有外资进入渠道，使得资金流通更加便利。因此，尽管我国金融交易开放时间不长，但开放成果依然很显著。近年来，人民币股票和债券已先后纳入全球主要指数。
《金融时报》记者：立足新阶段，如何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迈上新台阶？
管涛：要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迈上新台阶，我认为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结合。
第一，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要立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国内超大市场优势、国内大循环体系与全球资源要素，同时支持境外企业“引进来”与境内企业“走出去”在全球布局，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联动效应，提升国际贸易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第二，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我们要充分发挥自贸区、自贸港等金融开放试验田的作用，同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国家战略。金融开放要围绕国家战略展开，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受惠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三，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要促进人民币可兑换。通过在岸市场驱动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可兑换水平。2015年以前，我们主要通过离岸市场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自2015年起明显加快了在岸金融市场开放，进一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2015年之前，境外投资者若持有人民币资产只能在中国香港存为人民币存款或者购买点心债，持有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中约有70%是存款和，而现在70%是股票和债券。
《金融时报》记者：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重要性何在？进一步推动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应从何处着力？
管涛：坚持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是我国下阶段工作重点。过去我们关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现在应该实现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与国际接轨，使政策更加透明、可预期，有助于吸引外资特别是中长期投资。
第一，推动制度型开放的目标是稳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支持境内企业更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从而更好地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第二，要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更多发挥价格调节跨境资本的作用，这样可以减轻对资本外汇管制手段的依赖，并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三，要提高金融对外开放的立法层次，让市场对开放政策形成稳定的预期。
此外，需要保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并不意味着汇率自由浮动，在必要时，还需对汇率异常波动以及顺周期的“羊群效应”进行实时调控。保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将有助于发挥汇率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一方面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对行政干预的依赖。
《金融时报》记者：在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暴露，应该如何加强风险防范、统筹开放与安全？
管涛：我们常提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受到的金融冲击相对较小，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不高，对外风险暴露较小。但当前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都存在较大幅度的增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多管齐下。
第一，在宏观层面，要保持经济金融体系健康，才能更好享受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浮动带来的好处。如果经济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开放会增加相关领域的脆弱性，带来许多问题和风险。很多新兴市场的金融开放最后以金融危机收场，就是因为没有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二，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和财税制度，完善宏观调控，提高政策和数据信息的透明度。在金融市场开放情况下，信息不对称更容易导致顺周期的“羊群效应”甚至市场恐慌。很多新兴市场由于宏观调控不健全、政府信任度较低，经常陷入风险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然而，在成熟市场，资产价格变化和汇率波动并非问题，因为宏观调控体系较为健全、信息透明度较高，金融产品已充分定价，各方面预期收敛，市场对价格波动并不敏感。
第三，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健全对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系。金融市场开放后资本流动瞬息万变，政府要在加强监测预警的基础上做好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制定应对预案，在风险事件发生时提高政策响应能力。特别是在敏感时期，如果政府应对有条不紊，可以增强市场信心。
第四，在微观方面，要健全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强化财务约束，不断增强境内机构的涉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识别和控制管理能力。同时，加强投资者适当性教育，培养“买者自负，价值投资”的理念。在扩大金融开放之后，国内企业需要更多地“走出去”，微观主体必须要提高法律意识，依法合规经营、遵守制度安排、避免触碰红线。同时，也要熟悉国际规则，勇于和善于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